偶爾前往藝術中心瀏覽，並順道取閱一本該中心所出版的九月份《藝訊》，並隨手揭閱其中一篇名為《〈十月圍城〉與1905年的「國父」》的影評。

由於〈十月圍城〉這部片子在影展上取得了頗高的榮譽，成為一時的城中名片，因而少不免先睹為快。可在一看之下，卻感到大為震驚，這名作者，竟滿篇借題發揮，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刻意污衊絕大多數國人心中公認的最受崇敬的偉人 ───國父孫中山先生。

任何偉人均可予以批評但須言之有物

本來，國父作為一個人 ─── 一位偉人，任何人也可以就其所知、所想而對其作出不同的評價及表述，如過去及不少人以其領導革命，推翻滿清而尊稱之為“國父”；中國共產黨因其本身的思想及歷史因素，因而不視中山先生為“國父”，但仍肯定其對推進中國民主共和的貢獻，因而稱之為“現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任何時代、任何人物及其任何做法，都難免受到批判或評價，有觀感上的、也有客觀上的，但如陳述一些事理，則必須有憑有據以資佐證。

但綜觀該《〈十月圍城〉與1905年的「國父」》一文，除了不少是其個人對國父的“觀感”外，當中卻還有不少一意只在污衊國父的內容文句，卻完全沒有任何佐證或直接的證據。

如“?然孫中山江湖味特濃，他的好些作風也相當獨裁，曾長期在幫會生活，甚至有特定「職司」的他，也喜歡用黑幫的非常手段，更與多宗涉及派系鬥爭的暗殺案有關”。

有既定立場，妄指國父親信陳其美是殺宋教仁真兇

作者又完全沒有提出任何證據，只是一派有既定立場的揣測及胡言，說「他的親信陳其美就是暗殺專家，甚至近年有史家提出，孫中山才是國民黨秘書長宋教仁遇刺的最大得益者。因為宋的崛起和他的政黨政治主張，影響了孫中山的領袖權威，並懷疑陳其美才是真正兇手。」

此文作者的手法，就是利用“近年有些史家提出”（可卻完全沒有說明那個史學家及其提出了什?證據）來間接表示其“客觀性”。又說“假如這樣的翻案足以成立，我們近代史的全部認知，就會全部改寫”。

此外，該作者將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入會方式，說成是“秘密幫會”那一套，目的就是誣衊國父搞個人崇拜，其所組織的，有類於黑幫，意圖讓今日人們對黑社會深惡痛絕的觀感，投射在中山先生的偉大革命事業，以證尊崇中山先生實在是“大錯特錯”。

作者又特意引用台灣綠營獨派黃文雄的《國父與阿Ｑ》一文，雖然也謂其“意識形態極為偏頗”，以示他只是引用。但下面一句，才是他主要要說的，就是“但畢竟為通識讀者提供了另一面向，讓人從不同角度瞭解我們的國父”。

竟指“倫敦蒙難”是國父自編自導自演的把戲

最荒謬的還有作者指稱：“在辛亥革命前後，孫中山主要在海外活動，籌款和「自編自導自演」「倫敦蒙難記」一類宣傳劇目，（他不斷在大清駐倫敦使館跟前挑釁性的巡邏，以圖「蒙難」，等待老師拯救）”，作者竟將中山先生在倫敦被滿清人員挾持入使館，說成是他有意向使館「挑釁」，以自編自導自演「倫敦蒙難記」。

對於辛亥革命成功時，正在國外的國父趕返國內，與各方面共商國是，作者卻以“別人不可能不冒出「抽水」的感嘆”，來污衊國父。意指他對革命事業其實沒有什me貢獻，他的返國，只是有若時下的卑鄙小人，意圖“抽水”一番而已。

十次革命說成是國父有意犧牲同志來建立自己的地位

最令人氣憤的是對於中山先生組成興中會及同盟會等革命組織、發動十次革命，卻被該文作者說成是“他策動的那些包括《十月圍城》背景在內的事變、起義，頂多都是隔靴搔癢，對滿清沒有什me打擊”。這或許有點不錯，因為相對於滿清的軍力及統治機器，革命組織實在力量微薄，但若說成歷次革命“目的可以說是「用來」提高士氣、製造革命氣氛”，那未免把國父說成太假，竟可以把“製造”革命行動，來作為提高士氣的“工具”，其指國父革命是用來“在利用同志的生命，製造烈士，再宣傳革命正宗來自自己”的說法，那真是人神共憤！

本來，電影只是一種藝術創作，其與文學或小說一樣，本來就不必要與歷史完全吻合。但若其電影講及某一眾所周知的人物，特別是在歷史上具有普遍認同的大人物，則在情節上儘管可以加添其戲劇化，但不應在無理據下任意對其污衊及將其形象扭曲，因這會傷及民族感情及社會認知。

文學創作雖重自由，可不能信口雌黃隨意污衊偉人

至於影評，我們也不必要求其一定要非常嚴肅，既是評論，當然也可以根據其個人喜好觀感而作出不同的評價。但若涉及一些歷史上公認的重要人物，則需要較為謹慎而予以客觀性的述說。

但很遺憾的，九月《 藝訊 》的這篇《＜十月圍城＞ 與 1905 年的「 國父 」》一文，卻完全不合乎影評應有的準則及作為一名作者的道德標準。作者為文，並無太多就《 圍城 》評圍城，只是借題發揮。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將絕大多數人心中的現代中國的偉人孫中山先生的認知扳過來，讓人認識其實他一點也不偉大，他只是獨裁、造假、黑幫人物，心狠手辣，向清大使館挑釁、自編自導自演《倫敦蒙難記》；利用犧牲同志生命的「革命」把戲，“提高士氣，以製造自己是革命正宗”的胡言。其為一名「學者」，如此表現，怎不令人慨嘆?

我們尤其遺憾的是，該文作者沈旭輝先生是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統籌及副教授，還有許許多多國際著名大學高級學位與多個政經文化組織人士及研究學者，讓人無法理解的是，他怎會在借一篇影評中，會彈出如此多的對中山先生的不滿、不屑、不鄙的想法與言論 ?

本來，在自由社會中、言論自由，創作自由，影評更可以海闊天空，但總不能借題發揮地對一個公認的偉人作出污衊。

即使在學術上，無論任何既有定律或人物，也可以予以批評或推翻其早前的定律，但先決條件是必須有堅實的証據。

令人握腕的是，像沈先生的這樣一位「學者」( 請恕怪我將「學者」這詞加上括號，如同沈先生將「國父」一詞加上括號 )，其為文論事，竟只以 “ 近年有史家提出 ”、“ 台灣綠營獨派文膽 ”的言論，可以“為通識讀者提供了另一方面向”，就作為中山先生 “ 在運動原來的位置頗為靠邊站”的說法的根據。而國父之所以被尊崇，只“源自國民黨統治民國的需要，二來源自共黨建國後的統戰需要”，今日則只因是國共未來“統一的最後備用工具”。

對歷史教育的惡劣影響，民政局、《藝訊》應受質疑！

我們不得不在這裡提出疑問：《藝訊》是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政局轄下香港藝術中心所印行的每月藝術活動的通訊，所有藝術文化的愛好者均賴之以作為導引。若其所載是太過於脫離事實及公眾認知，甚至破壞了絕大多數人對某些重要人物的認定形象，其影響之惡劣將不知大到怎樣程度？

而令人遺憾的是該人只知借題發揮，對歷史人物只知污辱誣衊，對其不同觀點又沒有提出令人具說服力的理據，與其「學者」的身份，實在有太大的落差。

對於香港藝術中心或任何刊物，以香港社會而言，當然不可能存在事前審查或把關問題，以免影?藝術自由和編輯自主。但若其情況既不合乎創作道德，又對社會認知及歷史人物的形象造成太大的不良作用，特別是需要認識歷史真相，又對藝術中心和《藝訊》深信不疑的學生，將造成怎樣的損害？則納稅人是不是可以對主管的當局，提出嚴正的問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