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辦主任首度開腔頓成談論焦點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就香港特區下任行政長官人選問題表態，認為適當人選須符合三個條件，即愛國愛港、具有能力及具有認愛性，為港人所接受。

由於王主任是京官，而且是直接主管香港特區的官員，首次公開就這一問題的表態，格外受港人所關注，自不待言。加以近來被視為疑似候選人的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及政務司司長唐英年的“ 雙英 ”，早已成為大眾心目中的“ 跑馬仔 ”人選。泛民方面，會否或擇取什麼機制，派人參選，因而梁家傑抑或另擇他人，也成為城中、特別是泛民中的擾嚷課題。

就在這時，一向在親中以至建制派方面甚具江湖地位的“ 老愛國 ”、老教育家吳康民人大代表，突然提出由原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擔任特首，梁振英及唐英年分任政務司司長及財政司司長，立時增加了不少娛樂性及變數。

一聲“ 認受 ”使原本想也不敢想的人突然被捧上雲端

一個本來想也不敢想、不會想的人突然之間成為了城中另一選擇或考慮，而她本人，也聲稱要思考兩個月，雖然講出了「先以聲明」的若干缺點或不足之處，但其實是“ 一切開放 ”，看看有沒有形成更佳的氣候。如在鷸蚌相爭之下，能檢到“ 漁人之利 ”的便宜，那何樂不為。當然，這一切都不能強求，且走著瞧吧。

對於王主任的發言，所引起的波瀾，以及表面上一這番話對范太最為有利，因為在近期的民調中，她的民望遠遠拋離其他疑似人士 ( 政界元老、時事評論人李鵬飛亦持這種看法 )，但由於這種粗疏的論點，與及如果真的因此而影響了選情，甚至扭曲了未來香港的政經發展，實在問題太大。因此另一位條件還未成熟，但其能力及潛力均具未來黑馬的本質的葉劉淑儀立刻毫不含糊地表示，未來特首須要具有真正能力，在經濟上有真正經驗與知識，平衡各個環節 ( 大意如此 )，這一方面是指出了單純表面的民望不足恃，若只顧及商界及熟悉商界運作更是明顯不足，這固然是旨欲消除王光亞效應，也間接駁斥了田北俊對唐英年支持的理據。

未來黑馬智慧之言 ── 另有深層意思

其實，葉太長期在政府中擔任要職，身歷各種重要法案及政策之爭論，能夠站穩當局立場，北大人為了讓局勢“緩和一下”而請其“ 行開一下 ”，因而辭職並以進修為名，兜個圈再回來。但由其回來後的歷次發言、聯繫，以及受有關方面安排及參選，以至選後的積極在不同場合亮相，表達政見，都予人以不可低估的感覺。在其與陳方安生競逐馬力遺下的議席，雖然未能成功，但表現已令人刮目相看，特別是其在選後所講“ 我雖然未能選上，但以如此倉卒時間而有此成績，已經感到十分滿意 ”( 大意 )。這種風度與自我肯定，是何等揮灑與漂亮？ 反觀台灣領導人馬英九在國民黨未能成功在高雄市長選舉中取得勝利時 ( 只差少許票數 )，其表達失望與沮喪之情，直如喪家之犬。但若他能一如香港之淑儀姐姐，相反的意氣昂揚地說“ 在高雄這個有各方各面意見的地方，我們雖然未能當選，但能夠獲得如此多的支持，感到十分開心與感謝。我們預期在未來監督市政，為建設更美好的高雄而努力，將一定會贏得更多支持。在此，謹向所有投我們的票的人表示感謝，也向暫時未投我們票的人表示尊重及伸出友誼之手﹗”則情況會是“ 零舍唔同 ”。

說回葉太，她雖然有料，但未是時候，她說完特首應具的條件之後，加了一句，謂她本人都具備著這些條件。那是她聰明之處，因為這麼一來，她的名字，便開始置於被思考，評論與估量的名單上，就如同查良庸先生在二十年前被記者問到時，他強調他不是特首人選，這種表態也就把他置於誰人是適當人選？是查大俠？是還是不是？真是聰明得厲害啊﹗真可謂深得武俠及複雜江湖道上的箇中真眛。只可惜在一宗發生於二十多年前的重大事件中押錯了碼，使形勢一去不復返，真是“ 喊都無謂 ”。

具真知灼見，制定長遠對港有利政策，堅定不移地執行至為重要

葉太所開出的特首條件，實在是真知灼見的，因為王光亞主任所講的條件，其實只是一種原則性的講法。既沒有預示誰是真命天子，誰會在領導人拍掌時會突然向他握手，“ 一握定天下 ”。愛國愛港既是陳腔濫調，也是至理名言。至於能力，領導團隊及港人認受，亦是分毫不差，但他所言的改善經濟，才是至為重要的關鍵。

其實，所謂民望，不能從表面上的民調來看，因為民調只是由表面上出鏡時，就一些問題的表達而產生的表面印象。我們不可能在香港這個表面簡單，實際卻複雜異常，在中外古今歷史中均全無可以倫比的先例﹔以及既有自由，表面是開放的卻是鳥籠民主﹔另一方面卻因恐怕失控而設計出的重重金剛罩的特有政治體制，即是“ 你有絕對講野自由，我有“ 啋你都傻 ”的自由 ”，這就是民怨沸騰的其中一個原因。另一方面則是貧富懸殊，政府政策向商家傾斜，致形成商家 ( 僅指部份有特大實力的商家── 特別一部份是地產商 ) 巧取豪奪，使基層市民陷於水深火熱。

特首及管治班子必須能真實感應社會需求

對於這些深層次矛盾，我們既不能期望含著銀匙出世、只知商界利益的富貴黨所支持的人。或是只因了“ 因緣時勢 ”，因沒有政黨背景，也不需在風頭火勢的種種政爭中表態，因而贏得人緣與好感的“ 大好人 ”來解決這存在已久、極端嚴重的深層次矛盾，因為香港必需要一名對商界、經濟、政治均有深切認識者，有經驗並對社會脈搏有所體驗與感應的人，以其能力使其團隊佩服，建立團隊精神，平衡各方面利益，制定只要堅持便可以在不久未來見到成績的政策。而所有政策，在提出之前，都先經團隊內部反覆核實其可行性、效益、利弊，然後向社會廣泛諮詢 ( 當然只是參考，因為一定有很多不同的意見和聲音 )。

過去董建華時代，由於當時經濟不好，怨聲載道 ( 這在全世界都會如此，尼克遜與老布殊分別在“ 水門事件 ”中栽斛斗及未能連任，也因同一原因 ) 而且很多政策未在內部詳細思量便突然提出，致使其團隊來個措手不及﹔但一遭反對便又“ 縮番條槓 ”，以致一事無成。但最低限度，他也有一個好處，就是雖然出身富豪，可卻一切想法與思維，均念念不忘改善社會，只是“ 老好人 ”未能為市民所體會，因為“ 荷包唔掂 ”就乜都唔掂。

目前政府內充斥著“ 三種人 ”

反之現屆政府，由於掌權者，大要分為三種人，一是“ 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鐘 ”者，一是富戶出身或從來都只是在象牙塔內，由學校高材生到A O，到關埋門在辦公室內“ 稔計 ”的﹔還有就是雖然出身基層，本身其實也知道基層情況的，可因為他認為這些人不是其權力來源，因而不怕肉麻，只求阿爺“ 巖聽 ”，以及取悅統治夥伴的政黨，完全不恤民意 ( ── 其實，長遠而言，社會不靖對商人的經營環境也會不利 ) 。

就因了這種種原因，因而近幾年來，特區政府對社會訴求、民生所必需，全無感應。一心以為只要搞掂地產市場，個個業主感蒙物業升值之喜，地產好景，稅收就唔使“ 閉翳 ”。至於其他政治上、社會上的種種大小問題，每次推出政策，總是與民意 ( 不單只是所謂“ 反對派 ”) ，完全背道而馳，不作合理諮詢，閉門造車，而且一定聲言不會調整。結果是每次在全城聲勢洶湧之時，才由“ 干諾道西 ”喝令急煞車，這才“ 頭耷耷 ”地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這才是管治威信的蕩然與及領導階層的愚蠢與欠缺誠信的表現。

香港發展論壇?討《香港管治之道》正合時宜

在香港政論界具有極高聲譽地位的「香港發展論壇」，於7月12日舉行《香港管治之道》研討會，在時機上正好遇上王主任的未來特首要件及香港未來最關重要問題的講話之時。其實，這一論題是早已決定了的，因這實在是好到不能再好的題目，因為太重要了。

在此，筆者的結論是：“ 管治之道 ”就是主其事的領導者及團隊，一方面要對政治、經濟、文化、文生，無論是本港的、國內的，以至國際上的，均具深切體會與認識﹔既對上層社會，也對基層各個環節的疾苦有所體會﹔出身基層者，可因其事業與識見而了解經濟與商界的運作﹔出身於上層者，要能有長期的接觸基層的機會，又能感應民生所需。總之，一方面能以人為本，另一方面又能平衡各方面之所需，這才能建立和諧的社會與上下的溝通。

必須以人為本，具備誠信，擇善固執

領導人及高官們，必須以人為本，本身則以誠信為本﹔由其精神、人格與能力，使其團隊由衷敬佩，願意合作。

任何政策之推出，必經詳細研擬、深思熟慮之後，再進行廣泛諮詢。政策一經決定及推出，除特殊重大因素外，不輕言放棄，所謂“ 雖千萬人吾往矣﹗”

因為群眾未必能了解長期策略之所在，何況香港政情“ 人多口水多 ”，故能“ 擇善固執 ”是香港特首的至要的資質，也是未來香港發展的最重要因素。

以上種種，絕非表面上的民意所可以發生作用的，何況目前特首選舉，並非一人一票，故民意調查代表不了什麼﹔最最重要是北京負責官員的選蟀問題，以及那八百人 ( 下次選舉改為一千二佰人 ) 手中的票如何投，而後者很大程度上又受北京當局的影響。

不過，如果北京真的看表面上的民意作為香港市民的認受性，這是會產生難以逆料的結果的。事實上，筆者也不怕大不諱而言，若是如此，那才真是香港未來社會之悲，因為表面上的大好人或真正的大好人都救不了香港，因為若如是則香港會紛亂如故，經濟社會會更加沉淪，那時香港失去了優勢與價值，那才是完蛋！

在全世界以至中國的發展均一日千里，香港卻急速邊緣化，而內部問題千瘡百孔，但仍政爭不斷。香港現有政經發展模式根本不能適應未來社會生存的香港，唯有真有一個“ 真人 ”出，以其識見及己餐己溺的精神，帶引香港向前走，香港才能出生天。

以俟 “ 真人 ”出，看似荒誕，但這是唯一“ 有得救 ”之道

在這開放自由的時代，對香港特首問題，筆者竟提出了有類封建的舊社會的“ 以俟真人出 ”的講法，寧非異數與荒誕？但由於香港經濟體制已走至死胡同，需要有新思維，政治上因既不是充份及合道的真正民主，因其背後具有一個最後、至高無上的管制實體，而另一方面卻又裝模作樣，聲聲沒有進行干預。所以，在這四不像的體制下，只能寄望於一個有真能力、真卓見、能以其才具去服人及服其團隊, 部份民眾未必了解，但卻是最高當局所可以首肯的人，出而領導制定期以三、五年可以見其功的政策，那才是香港選舉特首之道，也是香港管治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