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二年了，又到“五四”！這個扣動人們心弦、特別是知識份子的數字與日子，陪伴我們走過一生，或可以說是一代又一代，但那又如何？

紀念會，年復年地開完一個又一個，講過無數次“五四精神”，要繼續推展下去，什麼“民主”與“科學”，但綜觀中華大地，除了台灣地區存有、但卻是以「爭凳仔」為主的、與“優質”尚有一段遙遠距離的“民主”外，那地方還有真正民主？

中國內地的民主發展，固然“尚有很大的空間”，香港既被嘉許為“亞洲國際大都會”，但卻說香港過去一百年無民主、缺乏民主素養，因而不宜實行民主（可笑不少黨派均冠以“民主”之名）。

至於“科學”呢，遇事但知求神拜佛、祈禱問天。想發財者，不迭於問卜問流年，風水師成為“四師”之首，年青小伙子，動不動就是講星座，今天做什麼事宜不宜？

民主與科學云乎哉！？

評價不同 兩岸各有“青年節”

講回“五四運動”本身，由於中國共產黨的一些初創人，在當時也實在是在學生群中影響力不少，其所出版的刊物，也是當時不少學生的心儀讀物，因而中共建政後，便將“五四”定為青年節，以表揚當年學生的愛國創新精神。

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之前，也有其青年節，可不是五月四日，而是辛亥革命同年的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崗革命紀念日（該日是以農曆計算，實際上是陽曆4月27日），國民政府以興中會、同盟會及國民黨的一脈相承，基於“反共”，不特別張揚被視為與共黨關係較密切的“五四”可以理解，也認為單講民主與科學而不講傳統文化與倫理道德，不合符中國國情，也可以理解（中山先生與蔣介石也曾先後闡釋過）。所以，在早期，國民政府對胡適是頗有微言的（共產黨也對其有另一種微言）。

五四與新文化運動不可混為一談

講真，「白話文運動」、「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雖然在時期上可以歸併為一個時期，但三者在實際意義上，也不可混為一談。前兩者是文化的普及與革新運動，後者則純粹是學生的自發性愛國運動。前兩者除了白話文運動在日後日趨成熟而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外，「民主」與「科學」經過九十二年，證明不僅未有成功，而且其蒙昧情況，較諸九十二年前還要退步。此無他，全盤西化、全盤否定自身文化，當然注定要失敗，至於科學呢，兩彈一星、互聯網，以至超級計算機等等，那只是科學技術而非科學精神。沒有精神，如同行屍走肉的“艷屍”而已。

此所以，國民政府遷台後仍以“三二九”為青年節，至於五四，因談者多，特別是台灣大學繼承了不少北大精神，因而慢慢將五四定位為“文化節”。亞太台商協會總會長潘漢唐在一次演講中也因而曾笑稱，不如在香港稱之為“青年文化節”吧！

五四是自發的學生愛國運動

其實，回看五四，這一純粹青年（北京各大學學生）自發的愛國運動，肇因於1919年歐戰後在巴黎舉行的和會，由於中國是參戰國，也派出代表，並要求收回由日本佔領的山東膠州灣的原德國租借地。當時英、法、意三國偏袒日方，美國雖原欲幫中國，卻因日方打出北洋政府的“欣然同意”的換文，美國也只好作罷。消息傳回中國，當日以北京大學學生為首，聯絡其他院校，數以千計的大學生由校園出發，浩浩蕩蕩進行示威，一方面喊出“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口號，並到負責對日交涉的幾名官員，包括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興等，將之毆打及焚燒其家，迫使北洋政府召回與會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這一以大學生為起始，其後擴散到全國的罷課罷市運動，無疑是波瀾壯闊，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並成為全中國、不問思想與黨派的一致所推崇，其精神亦實值為後世中國人的楷模。所遺憾的卻還是後繼無續，愧對先人。

不過，筆者須要在這裡再次強調，五四是可敬可佩的，當年學生們的自發性愛國運動，與任何黨派無關。事發時，中國共產黨還未組成（中共於1921年才成立），國民黨則因一直在北平欠缺勢力，其在廣東的軍政府也因被滇桂軍排擠，致中山先生被迫離粵後還未重整旗鼓。我們今日推崇的當時的一些青年導師、運動先驅，實際上他們都是未預聞其事，而在事後才在報上獲知訊息的。

推翻滿清運動，由青年熱血生命換來

另外，中國熱血青年，其實在近現代史上，一直表現出色，他們以其無比的愛國熱忱，推動國家的發展或挽救狂瀾於既倒。

清末以至民國，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推翻滿清運動，參與者絕大多數是年青人，可說是知識份子所領導的一次龐大的社會救國運動（參與者還有不少幫會），而壯烈犧牲的則主要是年青人。

1921年，組成共產黨的主要是年青人，國民軍北伐是年青人，抗戰時期一致抗日，「十萬青年十萬軍」也是年青人。即便戰後，以反帝反封建為目標，終而取代國民黨的“社會主義革命”，除領導的資深革命家外，主要力量還不是青年人？

歷史也應記取3.18與6.23

其實，過去中國發生過不少澎湃及產生無窮力量的學生運動，譬如1926年北京的3.18運動和1925年的廣州6.23慘案就是例子。前者在國民軍與奉軍在沽津一帶混戰時，各國照會中國必須制止，北洋政府行文婉拒時，學生以照會有辱國體，發起遊行，導致47名學生被殺，近200人受傷。事後段執政（祺瑞）向學生下跪道歉，並從此堅決茹素，終身不改（其實并非由段下令開槍）。另外，在1925年，廣州學生包括大學及中學，還有一些群眾因抗議外國強權，於6月23日在沙面租界對面馬路（今之六二三路）列隊遊行，結果被英租界內的英軍開槍掃射，造成百多人死傷，當中有不少是中學女校女生。

說近一點，自美國將沖繩列島交還日本、並將原屬台灣的釣魚島誤交予日本後，日本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即一再意欲侵佔，並口口聲聲說釣魚島是其領土。在能源日益被各國重視之時，日方更意圖一方面造成既成事實、另一方面則援引深恐中國崛起的美國，以擴展《美日安保條約》的涵蓋範圍來企圖遂其侵佔目的。

保釣運動香港最持久及聲勢最大

對於此事，兩岸政府過去皆因其政治考慮，始而漠不關心或表現軟弱，繼而時冷時熱，進退失據。反觀香港學生及社會青年，四十年前開始，即無間斷地針對日方的不法行為，作大規模的抗爭 （ 筆者當年在一間中學任教，並為一份面向全港的 《學生新聞》 任主筆，特為此而出過一期“釣魚台特輯”，根據歷史、地理及國際法等因素，力證釣魚台為中國的固有領土 ） 。日後，香港也有不同的青年運動，如“反貪污、捉葛柏”事件、“金禧事件”、“爭取中文合法化”運動等等，而“保衛釣魚台運動”則可說是最重要及最持久的。今日香港社會上
的中流砥柱，不少都是當年保釣的熱心份子。台灣台大及政大學生，雖亦有保釣之舉，但規模遠不及香港，且後來又因政治因素而未能得以擴大。

1996年，曾擔任過香港電台高層及《快報》社長的陳毓祥，在其出海參與保釣前幾日，他應邀到《亞洲電視》做節目，當時筆者在該台新聞及公共事務部任職編輯主任，負責節目之監製工作。在筆者與陳於餐廳用膳時，他表示準備到釣魚台宣示主權；筆者當時已對其表示，釣魚台問題不僅是中日之間的問題，還牽涉到美、澳紐等國之對中國的新一波的圍堵政策，宣示主權固為應有義舉，但恐怕除了「立此存照」外，暫時不會有什麼大作用。

陳毓祥成保釣運動犧牲的第一人

做完節目，筆者駕車送陳至九龍塘地鐵站，他乘船出海，並在釣魚島附近下海宣示主權時，被大浪將其沖擊，與船身相撞而死亡，成為保釣運動犧牲的第一人。
七十年代初，陳毓祥已是保釣運動的中堅份子，想不到，在四分一世紀後，他雖已成為社會的也算成功人物，卻最後為堅持保衛中國主權而付出了寶貴的生命。

由五四，想到中國歷來的學生運動。由於他們在年青時，未有任何歷史包袱，也不會考慮到利益問題，因而能以至誠至正之心，最大的熱誠去推動社會改革。

不管他們的想法是否成熟，在現實上是否適宜，但其赤誠與義無反顧之心，卻是每個時代能夠破除桎梏，破繭而出，創造另一個新時代的原動力。

我們應該好好地珍惜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