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作者高家裕為香港資深教育工作者。曾先後擔任徵遠中學、仿林中學及深水涉中學等校校長，亦曾聯合發起及創辦香港首間廣告學院——“創世廣告學院”及免收學費的“建中義務中學”。在教育服務方面，曾於上世紀80年代出任香港教師會總秘書、會長；近年出任香港公民協會秘書長及教育委員會主席，並再度擔任2004-2006年度及2006-2008年度香港教師會會長。
高家裕除由1978年起至2006年6月期間，在珠海學院（前珠海書院）等專上院校擔任課程外，亦經常出席本地及國際性教育學術交流研討並發表論文。
做為香港主要教育團體之一的香港教師會主要成員，高氏經常就教育政策發表各項主張，並為該會主要政策草擬人之一，向香港教育當局表達意見。
其過去工作領域主要在私營教育的環節，而這一環節卻長期被當局以曲解及向社會誤導，其對私營教育之認識與感受特別深刻。
此文就香港私營教育的歷史及現有概況作詳細論述，有助於關心教育者對香港私營教育的了解。
私人辦學在香港
撮要：
教育從來都是一個社會發展及進步的最重要因素，而肩負教育責任的，除了由政府公帑撥付外，中外古今，都頗為仰仗於私人興學。
這除了可以運用社會廣泛的人才與財力資源、使政府可以有較多彈性運用其資源於教育和其他領域外，更可因私人辦學的具有彈性，可以有多樣化發展、以及建立起不同的風格、特色和其自身的傳統。
然而，在香港，私人辦學不僅沒有得到公平對待、獲得良好的經營環境及得到發展，相反地，因不斷受到當局的打壓、誣衊，向社會作錯誤引導，因而使社會以至家長們，對私立學校充滿誤解，教師受到歧視、學生感到自卑。
最後，在當局擴展教育承擔更多責任之時，便對教育實行“一把抓”，教育管治官僚化，教育工作者受到百般壓力、神經衰弱比例之高，為各行各業之冠，整個教育圈子怨氣沖天。
這不僅是香港私立教育的悲哀，也是香港整體教育的悲哀！
本文並非學術論文，只是從歷史及現實上，介紹和分析為何香港私立教育變得那麼微不足道，那麼令人悲歎！
私人興學在中外歷史上均佔重要的地位
中外古今，都有不少從事私人興學的學者和教育家，他們對人才的培育、學術的提升，都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中國古代，學術的能夠得以發展，各種人才的得以培訓、社會秩序的得以理想化，私人推展教育的作用，甚至佔據了一個主要的地位。
在春秋至戰國時代，由於王官失守，他們開始推展平民教育，使教育推展至各諸侯國的各個角落，不僅造成春秋以至戰國時代的學術黃金時期，也為各國提供了大量的治國和商業、文化上的人才，這當中，孔子可說是表表者。這位儒家的集大成者，有“弟子三千、賢才七十”的號稱，形成了後世中國最主要的學派，也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主要構成部份。
其後歷代，中國也盛行私人興學，如宋代的四大書院、以至明、清時代的學者的授徒興學，都對中國文化及政經人才的培育發揮了重大作用。至於各地鄉鎮、地方望族、捐資辦學，更是擔負了社會中教育的主要責任。
在國際上，私人辦學，由高等學府以至中、小基礎教育，更多由私人負起主要功能。政府對這些部份，雖然未必有經費上的支援，但都會誠懇地承認其作用、協助及鼓勵其營辦，各國當中不少長春藤的著名高等學府，更多是深具歷史及傳統的私立大學。
現代中國和香港，私人興學補助了官立教育的不足
民國以後，中央以至地方上雖然辦理了大量的不同教育階段的公立學校，但私營學校仍然非常興盛，也擔負了國家教育的一個相當重要的組成部份。
香港自開埠以來，由於其只是一個由漁村發展而成為轉口港的英國殖民地。故港英殖民當局，只設立了少量的官立中、小學及一所香港大學，因而絕大部份的教育責任，都落在由外地支援的天主教或基督教教會身上。此外就是純由私人辦理的私校或華人社會的善團所主持的義學。
戰後，因中國內地發生重大政治變化，一些原在廣東地區的中學及專上學校，搬遷到香港，當中有如培正、培道、嶺南、真光等基督教學校，加上原在香港的寶血會的德貞、寶血等天主教學校，中華基督教會的培英中學，以及路德會、信義會、禮賢會等教會的學校，肩負起香港的部份教育責任。此外就是一些傾向於搬遷到臺灣的國民政府的私立學校如德明、大同、珠海及導群中學等，至於傾向支持中國大陸的則有香島、培橋、福建、漢華和勞工子弟學校等。
戰後香港經濟低迷，一般學子無力負擔學費
不過，即使將全部上述學校的學位加起來，也與實際上所需有著一段很大距離。這除了學位的數量不足外，另有一些因素，就是在上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香港經濟仍然處於一個非常低的水平階段，除了一般家庭很難負擔當時相當於低入息者的高昂學費外，就是不少青少年，都要到工廠去或接一些外發工序產品回家裝嵌，以幫補家庭入息。所以，當時只有家庭環境較好的青少年，才能有機會入學；一些家庭環境不佳但仍然努力上進的、或將入學機會讓予弟妹的，便只有選擇半工半讀、入讀夜校的途徑。
一些熱心教育的人士，為了協助這些環境欠佳、但有心向上的青少年，甚至不惜出錢出力，興辦義務中學。當中包括筆者所參與發起及辦理的「建中義務中學」。
「建中義務中學」最初是由四位畢業自臺灣國立政治大學而在香港從事教育工作的教師高家裕、王錦強、余健康和余一詠所發起，加上一位原在香港擔任教師的吳國富先生所創建，各人除各自擔任一些課程外，也科款作為交租及購置各類教學用品。初期教育當局還搬出種種條例，指該校未有及時辦理好註冊手續。
不過，在報刊報道之後，不少上進青年慕名前來入學，而好些學驗均豐的現職教師或退休教育工作者也前來義教，並且包括一些正在大專院校就讀的學生，如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等校的學生。
「建中義務中學」師生均成為社會重要棟樑
這所義務中學最初設在界限街喇沙小學對面，其後因為交租困難，先後多次遷校，最後由新亞書院社會服務團的同學接棒營辦，該團負責同學之一的鄭振榮成為最後階段的校長。
建中義務中學成立之初，筆者所以建議取名為「建中」，就是“建設中華”的意思。因此，所有發起及其後之參與者，均抱著培育人才、建設中華的理想。前後數年之間，雖然只辦到初中三，但不少同學都能因此而有機會繼續升讀高中，甚至完成大學課程（大多數到臺灣升學），亦有繼續赴汲海外、取得博士學位的，如黃成果博士即屬一例。其他亦在各行各業發展，或自行創業，如在港富有令譽的海霸飲食集團的林國誠同學等。
至於教師方面，由於來校兼教的大學生，充份顯現其樂於助人、對社會服務的精神與歷練，因此日後大多數都有很大發展，或在大、中學任教，或在政府、團體中擔任重要公職；或創辦事業，成為工商界或金融界的翹楚。其中較為著名的，包括經濟學家、全國政協委員羅祥國博士、匯豐集團亞太區主席鄭海泉及生物學家、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教授等。
由於這批師生，在這個時空交匯點中，經歷過這一饒具意義的合作，發揮過一些社會功能，因此在事隔三十多年後，近年在師生敘會中，便決定匯集當年的師生，以口述方式，以圖整理出當年的種種片段，作為一個香港教育史上的“學案”。由於有關工作已在密鑼緊鼓地進行，故相信一年內便可以完成。
六、七十年代香港興起集團式私立中學
該「建中義務中學」的最後決定停辦，除了因經濟無法維持外，骨幹和教師的無法有較長的延續性亦是原因之一。但隨著香港工商業的發展，經濟得以改善，所以在60至70年代，興起了一些龐大的私校集團，她們包括威靈頓、新法、萃華等，這些私校集團都有很多分校，每間分校都有數以千計的學生。事實上，在其後的這數大集團以外的其他私立學校，其行政體系多仿照新法或威靈頓集團，因其行政人員多曾在兩大集團學校中任職之故。
這時，該等私校的班級結構多採金字塔形式，低班班級多，逐級淘汰，因而其中學會考成績及格比例均有不俗表現。而在最初，當局是容許各校在報章上公布其會考成績的，也因而成為了他們的招生的賣點。而這些大集團都無一例外地，辦理的都是英文中學。
70年代開始，香港經濟迅速發展，公共財政增長勢頭甚佳，極富雄心的英國派駐香港的總督麥理浩爵士除決定擴展興建公屋及醫療設施外，也實行了教育的擴展計劃。
麥理浩最初的步驟是擴展小學教育，政府制定了資助學校條例。由政府協助各類團體，包括教育、商會、同鄉會、宗親會和慈善團體等興建學校，除小部份建校經費由辦學團體自籌外，大部份均由政府撥付，且所有聘用的教師均要符合當局所規定，並由教育當局負責教師們的薪津。至於學生方面，則由當局透過派位辦法予以分派。
政府擴展中小學，為私立學校敲起喪鐘
本來，政府擴展教育，負起教育的責任，無論如何是一件好事。但由於政府的取態，是其自辦的官立學校和資助的津貼學校（後改稱資助學校），才予以資助和向其派位，私立學校得不到當局的任何資助，（包括學生的書薄津貼等），學生也必須自行招錄，且須要由家長自行負擔學費。這種情形，無疑是為私立學校敲起喪鐘。嗣後，除非該私立學校有一聯屬的著名中學，成為吸引家長報讀的因素，否則，這一私立小學無論其設備多完善，原本的教師多優良，都會無法維持，教師們也會設法轉至資助學校去任職，祈以工作能夠穩定。
70年代末期，香港完成小學擴展後，繼續將擴展計劃伸延至中學，其方式與擴展小學時大致相同。但由於在中學環節中，原先的政府或教會辦理的補助學校所佔體積比例不大，因而一方面將一些原本辦理得不錯的私校（多數為教會學校），如培正、培道、真光、嶺南和德貞等轉為資助中學，另外採取了一種過渡時期的“買位”的辦法，亦即是由政府向私立學校買位。政府每年因應情況而向私立中學買位，私校所收錄到的政府派位生以及自行招收到的補充報到不足額的學生，則由政府按其入讀的數量，撥付一個較官立中學和資助中學為低的資助金額。
不過，要注意的是私立中學需要自行負擔租金及維修等各項行政開支，教師薪金自然較官津學校低得多，加以私校在政府的派位制度和其對社會所作性質和形象的引導上，使社會大眾對私立學校存在著嚴重的錯誤認識，認為私校是“學店”，因而只要有可能，也都不選擇私立學校；而私校的學生在水平上也比較參差，他們的心理存在著嚴重的自卑，因而學生的行為及學業上的問題也就較官津校多得多。
當局錯誤引導、私校形象被嚴重扭曲
長期來曾肩負起香港主要教育責任的私立學校，就在香港教育當局的錯誤觀念、錯誤政策及對社會作錯誤的引導，使社會大眾產生錯誤看法的情況下，私立中學營運嚴重困難，資源嚴重不足，教師們領取可憐的待遇而又面對沉重的學生程度和行為上的壓力。他們付出加倍的辛勞與愛心，卻被當局及社會視為水平不夠、欠責任心，因而導致學生水準不夠的倒果為因的情況。
同樣是從事教育工作，教師們為了改善待遇，為了減少心理及工作壓力，惟有設法轉到資助中學去任教，這樣，私校除了面對學生人數及質素下降外，還要面對教師嚴重的流失的情況。
上述還不是香港私立學校走上崩潰路途的原因，在80年代，香港私立中學、無論是在七十年代風光一時的大集團抑或只有一、兩間校舍的完全獨立私校，或註冊為“不牟利”的獨立私校，無不急速萎縮，原因是隨著政府所資助的教會、慈善團體或社會團體所創辦的資助中學愈來愈多、政府可派予私立中學的學位愈來愈少。這類學校獲派學位大幅減少，加上學生報到率不足，因此不少雖有學位派給的學校也無法維持，而學校能延續多久，端視乎當局派給她多少學位、以及學生的報到率是否理想。
要發揮效能和自存，惟有採取新的教育方法
在這個過程當中，筆者曾辦理過的一間相對而言較為小型的沒有位派的私立中學，其能夠得以幸存和發展，可說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例子。
當人們乘車經過九龍深水涉界限時，都會看到一所校舍不大，但擁有一個面積不小的校園的學校，這原本是一間小學，該校原本由一班熱心教育而且辦理得非常出色的人士所創立，正就是由於他們的卓越表現，使政府把在該位置的一幅廣達3千多平方米的土地撥給了他們，並由他們自籌了50多萬港元興建了這間非常像樣的小學。這50多萬元在今日當然是個不大的數目，但在戰後初期經濟低落的香港而言，私人自籌50萬元來興辦這所“非牟利”小學，其精神與力度也是非常令人敬佩。
由於香港早期經濟不佳，學費不能收得太貴，所以這所名為“深水涉學校”的小學，也只是較僅能維持好了一些。但隨著香港政府由六、七十年代開始擴展公營小學教育，這一小學因為只是由私人組合的“非牟利董事會”，他們並非由社團所辦理，不合符資助則例，因此不僅不獲政府在設備和教師薪津上有任何資助，就連學生也必須自行招收。同時也由於她沒有一所著名連屬中學予家長作為子女報讀的誘因，所以，在此後的20年中，該校一直處於虧蝕狀態，至80年代初其結束時為止，共虧本200多萬港元。
筆者所屬的教育機構，於1981年接辦這所學校，改組校董會，墊還過去所虧蝕者，並將之改組為一間“非牟利中學”。
不過，這間名為“深水涉中學”的學校，最初階段經營面臨極度困難，其原因主要有兩個：第一，由於這所學校由1981年後才改組為中學，而教育當局為使在表面上能夠快速擴展中學教育、實行向私立中學購買中一學位的制度，自1978年起便已確立，故當局無論如何也不肯“格外開恩”地向這所“非牟利”私立中學買位。因此，學校在自行招生、來讀學生的家長需要自行繳交學費的情形下，招生自然非常困難，經濟也因而非常困難。這時，學校的教師們雖均合符資格及熱心教學，但其待遇卻較官津校有一段距離。
讓學生發揮潛能、驅除失敗烙印，終能達成教育效果
另一方面，在這種情形下，自來報讀的多是具有這樣或那樣問題的同學，當中不少是“走投無路”的“五星上將”。他們對一般課程不感興趣，有著種類繁多的行為問題及多樣化的個性表現。
筆者當時深知不能以一般辦法去教導這些學生，因為現時的課程是數十年來並無多大改變的精英教育時期的課程，在普及教育時代依然故我，很多並非平衡發展的學生，面對這保守的課程以及一成不變的評核辦法、以及固化了的所謂“成功”的標準，自然無法適應、甚至格格不入；於是很多本來具備不錯潛質的學生，便被擠入了“失敗”的隊伍當中。他們的父母及同學本身均感到無奈及沮喪，也由於他們的成績、態度及具滋擾性、破壞性的行為，使教師們感受著龐大的壓力。
在這種情形下，筆者其實對同學們、教師們的同情多於失望及責備，筆者深知首要的工作，是要讓他們不要認為進入學校是痛苦的，要設法找出他們可以接受的方式，讓他們學習他們可以學的，並讓他們有發揮自我的機會。
所以，筆者先將一般課程放在一邊，因為如果“食古不化”，要迫令他們立即提升程度，面向會考，那根本就是椽木求魚，所以筆者當時要各科及各學會，每年均以一相同的課題，組織同學們往外跑去實地調查研究，從報章、雜誌及圖書館中去找資料。
筆者每年均抓著當年最熱門的相關課題，分由文化、歷史、經濟、地理以至公共事務等各科去進行採訪，繪圖，攝影，製作實物等，最後情商各大人流眾多的商場，讓其公開展出。
由於當時所探詢的題目，都是那個時代的重大和熱門課題，如香港回歸、大亞灣核電、太空探索等，因此筆者訂下的題目是“新界百年來的演變”、“能源發展與人類生活”以及“中學生眼中的未來世界”等，事實上，若叫他們死讀課程中的資料和書本，他們未必有興趣，但拿著相機到新界拍攝、訪問老村民及鄉紳、或是了解什麼是核子發電、什麼是核聚變、以及發揮他們對未來世界的想像力，卻是他們所樂為的，何況其製作成果能在各地展出和可以得到大眾賞識？在不知不覺中，他們已在知識上有了大大的增長。
此外，筆者又利用運動會，啦啦隊等的自由發揮，利用班際戲劇比賽，物色演劇團隊的各色人才，利用需要群體排練學習守時、認真及彼此合作的品德，再在社區中演出去豐富其教育方式和參與社會。
在認識社會、融入社會和培養才能方面，學校每週均請社會上知名學者及活動家到校演講，利用升旗禮、植樹、義工等培養群體生活及熱愛社會的精神，又利用出版刊物去訓練學生的寫作及對出版刊物的程序的認知等，這一切一切，當全港大多數學校還一成不變地要學生埋首在固化的課程當中、老師及學生均感到無限痛苦之時，這一所本來招生困難的“五星級”學校，在一步一步地成為不同類型學生的樂園。他們的學校生活多彩多姿，儘管不是全部老師都認同這種方式，但大多數老師均能熱誠投入，從同學們所得到的效果感受到精神的回報。
也由於這一原因，後來這所學校具備了一定的知名度，雖然始終沒有位派，但自行招生不致有很大困難，因為不少家長願意出錢將子女送到這間學校去。
後來，這間學校雖然規模不大，但財政健全。除清還了其前身在小學時期二十多年來的虧損外，同一教育機構另一所有位派的學校，因派位生報到不足要停辦時的遣散費、以及該校後來轉型為國際學校、出資請海外人士到來籌劃的經費，也由這所學校的資源中去調度或負擔。可見一個機構即使存在著各種困難，除非是一成不變，否則是可以有很多辦法可以變通的，該校能夠以早於其他學校20年而採取多元化的教育方法，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
私校的惡運在80年代起伸延至官津學校
至於香港的大多數私立中學就沒有上述學校的幸運，由於他們在教育方法上過於保守，學生來源又幾乎以當局的派位為唯一的指望。政府大量興建資助中學，私校在僧多粥少下學生人數迅速萎縮，大集團固然紛崩離析，一般獨立私校更形若游絲，在長期以來政府刻意的誤導，使私校是“學店”、是“牟利”的印象深入人心之下，社會對私校的萎縮，只有幸災樂禍，“該當如此”！
不過，這一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前私校的殘酷現象，在其後的十多年，卻蔓延至資助的中、小學之中。事實上，在實施全面強迫教育下，所有學生，無論賢愚不肖、愛讀書或不愛讀書的學生，都進入了學校之中，部份同學個性特異，其對固化了的學科的適應性各有不同，於是同學們的學習上、行為上的問題變本加厲，過去發生在私校的情形，便變成資助學校中分等分級的開始。加上人口出生率下降，教育當局對部份收生不足的小學開始殺校，其界限是小一招不到23名學生的不能開班，換言之，數年之後，該校便要壽終正寢。
近年，縮班殺校的情勢發展至中學，中學開始告急，於是各校爭相出奇用策，向外推介學校的特色。教師們本來已是面對種種學生問題、社會及家長不諒解、教育當局的向大眾誣衊其形象，以及每週要擔任世間少有的30節的教節及擔負大量的課外活動、行政任務以及程序性的工作等，尚要出外做學校的“形象大使”，為學校爭光、爭生源。當局不僅毫無同情心，而竟反指學校及教師們“不務正業”。
教師們面臨諸多工作量及心理上的壓力，加上當局同一時期內推行的眾多教育改革的措施，即使健康及意志力較為堅強的也會感到身心疲憊；意志力稍弱的，便會陷於神經衰弱。筆者敢說一句，香港教師是全世界最淒慘的，其精神受到的困擾，甚至神經衰弱的比率是各行業當中最為嚴重的。
“直資學校”成了一種新的學校類型
香港教育當局近年開始由對教育一把抓的全面統領及公營教育的方式，開始進行部份改變，改為撥付經費予一些經過篩選的學校。辦法是按學生人頭計算，給予一個固定數額的學費資助。學校須自行招生，只要所收學費不超過規定，該校便可得到當局為每名學生學費的撥付，若果超過，其超過部份則由家長負擔。
以上述方式運作的學校，稱為“直資學校”。這種方式，源自上世紀80年代，由於政府當時實行全面擴展中學及給予學校全部資助的同時，對學校行政卻加強了管理，一些擁有悠久歷史、規模龐大學校（多是有百年歷史的著名教會學校），希望改變政府一把抓的情況，於是當局設計出這一套辦法，由他們自行招生，而政府則撥出每名學生以固定學費數額的辦法，只是後來因為九七回歸日近，不少上述這類學校都沒有進行申請，反而只有傳統上親中，卻一直沒有得到政府資助及公平對待的學校、亦即所謂“左派學校”申請。
這些“左派學校”雖然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及合理對待，甚至其畢業學生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視，但由於她們存在著一種信念，受到部份親中機構及團體支持。所以其自成圈子，能夠獨立自存，而學生的程度也具相當水準。
昔日“左派學校”成了直資學校主流
九七回歸後，傳統的左派學校成為了直資學校的主流，加上一些獲批准為直資的獨立私校，形成了另一類型。到了今日，過去沒有申請的補助學校（有歷史及規模龐大的教會學校）見大勢定下來，於是漸多申請轉為直資，她們有隆高的校譽，只要自行招生，即有大量祈求入學的生源；即使其學費有多貴，家長也都樂意負擔，形成了另一種超級的直資學校類型。
本來，直資學校是香港教育由官府一把抓，負擔大、控制嚴，由官僚管治的死胡同中走出來的正確路途，但由於成為直資學校需要由當局批准，而家長也必須選擇政府批准成為直資的學校才能獲得學費補助，這又限制了家長的自由選擇，也違反了政府經常掛在口邊的“市場運作”，即使你想辦理一間私立學校，若無政府的祝福，也是無法生存的。
最近，政府開始在幼稚園領域中推行“學費券”的制度，政府可予每個幼稚園學生一個固定的學費補助，只要他/她們進入某一間幼稚園，該幼稚園便可按人頭計獲得政府發給的規限內的學費券。
這無疑是一大進步，特別是“學費券”辦法的推行，是香港政府所史無前例的。但由於其規定了獲批准參與學費券計劃的必須是註冊為“非牟利”的，同時，當局此刻也無半點將可能把學費券計劃推廣至中小學的意向，故與香港教育真正能重視私人辦學，並給予其鼓勵的可能性，仍然沾不上關係。
香港政府蔑視私人辦學是香港教育的悲哀
造成當局這種無視、蔑視私人興學，只是基於一種錯誤的二分法的荒謬邏輯。當局認為——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多次表達，“政府公帑是不能資助牟利的學校”！他的邏輯非常簡單，沒有註冊為“非牟利”的就是“牟利”，牟利的便不應受到資助。他不明白，獨立私校並不就是牟利事業，而發予學費券給學生，是基於政府對學生應有受教育的均等機會的承擔，與私人興學即牟利事業風馬牛不相及。
鳴乎！教育當局最高官員對此有如斯錯誤的想法，私人興學怎會不在香港舉步維艱、甚至成為絕響？
這是香港的私人辦學的悲哀、也是香港教育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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