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任內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於周三立法會公佈，引來了全港各方各面，包括絕大多數立法會議員，各種界別的社團，包括社福團體、教育團體、工商業界和各個階層的市民。不少電子傳媒，更以其特有的時效優勢，請來了評論人士，第一時間來予以評述，甚至與觀眾、聽眾互動。

以普通話廣播的有線電視27台（健康生活台），亦在當晚八點半請來資深傳媒人高家裕教授，東區區議員周潔冰博士和黃大仙區議員胡志偉一起評論這份大眾引領以待的財政預算案。

評論一致認為不及格，若就此“收貨”則誰都可做財政司司長

在整體評論上，三位評論者都一致表示：若是打分的話，這份財政預算是不及格的。周潔冰對於財政司只是施予一些“小恩小惠”感到失望。胡志偉認為，若將曾俊華視為“掌柜先生”，則可以給予及格；但若其為“財政司司長”，那就未達及格標準。

高家裕稱，若將評分分為0至25分、26至50分、51至75分及76至100分，則他只會給25分以下，距離及格太遠（另有傳媒以同樣分數組合作網上評分，亦出現0至25分組合達6成，26至50近兩成的情形，即有四分三人認為曾俊華的預算案不及格）。

高家裕更坦言，他對這份預算案不僅不收貨，而且認為若收貨的話，則香港700萬人當中，起碼有600萬人也可以擔任財政司司長這個職位，因為這份財政預算案不僅沒有令人驚喜，也完全沒有絲毫新意，只是將過去曾提出過的一些小打小鬧的做法，再次提出，並加上一些更屬微末的小恩小惠而已。

主管財政提出預算，應具哲理識見

事實上，作為一個龐大經濟及政治體系，無論是一個國家或雄厚實力的地區，其財政首長在提出其預算案時，都是有其哲理上的思考的。因預算案可以影響經濟的發展方向及財政的結構，其向那個環節加稅或減稅，將資源投放於那個環節，是考慮及該環節在未來發展上所佔資源的比重，這顯現出政府在未來發展方向上的主導及力度，而不是像家庭上婦般的，今天買什麼?、肉多些還是菜多些，買油要買那隻牌子，可以慳回多少？

曾俊華（包括其背後的特首曾蔭權和一眾主要官員）最大問題是他們完全不懂作為管理及運用公眾資源的人的責任，完全沒有對其所管及所處社會的善意思考與同情心態。還有就是其意識與社會上的意識，落差之大，令人難以想像與理解，（欠缺智慧而未能認知是一個原因，或雖然知之，但因認為其不是權力來源、不是需要理會之對象，因而認為“可以不理”、“理它作甚！”也是原因。）。上述種種因素，是構成了這份財政預算案與特區政府（指有權決定大政的人）的施為與民眾的期盼南轅北轍，以及近年特區政府所提出的大大小小措施均無不令人失望的原因。

預算與決算重大誤差是失職，也心存欺騙的成份

首先就財政預算與決算的實際情況而言，曾俊華、以至其前任唐英年、梁錦松及曾蔭權，每次提出預算案時，大都是有少量赤字或只有極少量的盈餘，但到真正決算時，出現微量赤字的只有極少的例子；相反地出現盈餘卻是佔了絕大多數；不少年份，更是出現大量的盈餘，甚至有多達20%盈餘的驚人兼笑話的比例。

千萬不要以為有盈餘就是“意外之喜”或可以邀功，或自詡為控制得宜。事實上這只反映了財政司的評估能力太差，或是有意報憂不報喜──先給予人民以較負面心理，然後來一個正面結果，以遂其邀功之意。或是對於一些本應進行的工程，作了不必要的延宕，致使支出未如原有預期的多。（此舉將進一步推高未來建造的費用成本，這看高鐵的成本及許許多多的工程，都令香港多花了不知多少冤枉錢）。

守財奴造不出具氣魄與效用的建設藍圖

另一方面，政府對公共財政，並不是一味累積盈餘就算是完成責任或有成績。正如上文所述，財政最高主管須要對理財有其哲學思維，有主導的方向性。港英時期的郭伯偉、夏鼎基莫不如此。他們對為什麼向某環節加稅，為什麼將資源投向該環節，都有其一定的根據與製定政策的基礎，這才能使麥理浩時期的十年建屋計劃、教育拓展計劃得以完成。由商人出身的彭勵治，其對商界政情的理解，更不是出身政務官的目光受一定局限者所可以企及，他洞燭先機地指出，未來香港的前景，將是決定於港元的認受性。這句話有多少人記得？（包括今日在上位者），而同時，由於他們能夠善用資財，還富於民（不一定是“派錢”），故能次第擴展醫療服務和各種社福設施。

到了回歸之後，十多年來，特區政府只知累積儲備，由二千餘億、三千餘億，以至五千多億，愚蠢地以為只要有大量儲備，便不怕“大鱷”來衝擊，香港可以穩如泰山，（這或許是受“亞洲金融風暴”時大鱷來港，港府以千億元救市的“特大功勞”的沉醉所影響，情況就如同因有過“負資產”的情形，被蛇咬過便誓死不再建居屋一樣。）

社會資源須具流動性和發揮功能

我們要知道，社會資源是要講流動和發揮功能的。若將寶貴資源集中起來，情形與老太婆將銀紙收在槓底一樣。她們的想法與今日曾俊華與其前任及前前任，別無二致。而事實上，老太婆的做法與想法，說起來還有她們可稱為合理的原因，就是她們要珍惜“棺材本”，但難道我們的財神爺也是？

我們看看國內，在發展過程中，為世界加工，成為了世界的大工廠，外匯儲備一路累積，並自詡為“國家強大”與“崛起”的具體表現。但若在國家經濟要穩定發展，需要外匯來購買所需時，要有較充裕的儲備是無可厚非，那也是聰明之舉。但若外匯數量已達到一個相當地步，仍然無限量地累積下去，則這無異是讓全國國民，日夜拼手胝足地為外國生產東西，然後一車一車、一船一船的運到國外去供人享用，自己卻換回一捆一捆的紙（銀紙，等同信用券），那有這樣蠢的事？所以中國政府後來便放寬外匯管制，鼓勵人民出外享受購物，並將之用作投資，收購及購買外國政府（美國為主）債券，一方面讓企業“走出去”，另一方面確保某些物資，如能源及金屬原料等獲得戰略性的供應。

侈談“大社會”是否意欲為政府卸責？

反觀小小的香港，有如此大大的儲備卻如“守財奴”般的看管著它，只把它投放在低息環境下之債券市場或“有起有落”的投資工具上。如此做法，香港就根本上不需要什麼“財政司司長”，只需一部電腦，將各政府部門所需及其要求增加的數額按通貨膨脹比率，加加埋埋一個整數及各個分項，向立法會“通報”便可。此所以筆者認為，若這份預算案可以收貨，則香港起碼有600萬人可以當財政司，就是這個道理。

財政預案一公布，為什麼全港幾乎一致地“有彈冇讚”？（讚的只有曾蔭權和曾俊華幾個人——特別是“俊華兄”更是自我吹擂、自我陶醉得可以，還說什麼“小政府與大市場之間還有一個什麼大社會”。他所說的可謂自說自話，根本沒有什麼內容。其“大社會”又與預算有何關係？事實上，由美國總統詹森上世紀六十年代所提出的“大社會”的背景，與香港根本沒有任何可以相連？曾俊華的“大社會”有什麼內容?是不是欲移形換影，以圖將一些本來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推向這個“無對象、無內容、無責任及不具體”的虛擬空間？

筆者認為曾俊華以至這個政府中部份主要人員，最大的問題是其每次舉措，均無一例外地與民意完全相反，他們完全不去感應社會上的聲音，對社會上最需要照顧的群組完全不屑一顧。

政務官原均是“精英中之精英”，何以變得如此愚蠢與冷血？

本來過去香港政務官均是智慧能力極高的精英，基於過去社會的流動性，不少高官也出自基層（包括曾蔭權），但為什麼回歸之後，他們都變得那麼愚蠢、遲鈍和冷血？這又是否與權力來源的模式有關？是否腦袋（包括感應與感情）跟隨屁股走？

就以香港的房屋問題為例，當去年（2010年）初，香港樓價由豪宅帶動而飛升，（部份是由一些地產商以不實手法，哄抬樓價而引起）之時，曾蔭權還口口聲聲說豪宅與一般樓市是兩個市場，不會帶動樓價上揚。又謂很多樓宇仍然在每呎四千元以下，“買唔起市區樓，可以去新界買！”對於樓價上揚，應否復建居屋的問題，運輸及房屋局長鄭汝樺也都異口同聲地表示不會再復建居屋，因為幾經辛苦才放下的政策，不會再重拾起來，並聲言，為了讓居屋擁有者容易賣出居屋，及讓市場上多些居屋供應，將會採取措施實行“活化居屋”云云。

驅小市民買樓，“負重磅跑長途”是向地產商利益輸送

當時筆者已第一時間寫了一篇“《怪哉！所謂居屋之活化者》”，嚴詞指斥這種目光如豆、竟為增加庫房收入，向地產商傾斜，而意圖誘使居屋居民放棄其安身立命之所，一面欲解除被凍結了的龐大的居屋地價，又一面欲幫助地產商誘使這批人投向私樓市場。同時又不再復建居屋，迫使低入息者，被迫節衣縮食，“負重磅跑長途”地去買私人屋宇。一句話，就是向地產商進行“利益輸送”。

筆者除了為文駁斥，並刊登於香港教師會會訊《鐸聲》外，並去信所有立法會與行政會議成員、以及全港十八個區議會，要求復建居屋。結果，獲得不少議員及社會人士認同，並表示會在議會中提出。

其後兩曾及主管官員仍負隅頑抗，不理會越來越多的議員、政黨及社會人士的強大聲音。

“置安心”是不倫不類，盲點極多、未能驗證及肯定不會成功之作

至某智庫人物胡定旭提出先租後買的方式時，筆者已知並已立即指出，這必然是未來政府的政策。因為在政府一方面眾怒難犯，知全港（除地產商外）都一致要求復建居屋，不得不作出些回應；但另一方面又死不肯認錯之時，便假手這所謂“智庫”而出籠這個四不像、矛盾重重，未有驗證的所謂“置安心”計劃。天哪！堂堂一個政府，不好好地回應民眾訴求，誠懇地去為其服務對象想方設法，卻“跌在地上抓把沙”地，倣效市場上的一些手法，用上什麼“置安心”的花巧詞語去文飾其非，那又何苦來哉？

當然，在經過發覺錯誤，樓價如脫韁野馬、內地也開始對急促上升的樓價加以打壓時，香港的在上位的人才被迫不得不出點招式，以免被“頂爺”認為“辦事不力”，忽視深層次矛盾。

限期內賣樓重徵印花稅，既不合理，也不會有效果

像這種只在施以一些針對售樓的招式或增加賣樓的透明度等方法(如計算樓宇面積方式等)，實在是藥不對症。其後，因沒有丁點兒效果時，卻又將矛頭改為嗣後外地人士不可再以買樓來申請投資移民，與及採取買入後未夠一年或兩年，便要額外徵收百分之五到十五的印花費。實際上，這些看似聰明的辦法，都不會有效果，因這只能打擊到實力不足的炒家。對於有實力者，會是完全沒有作用。相反地，這會使得可資出售的樓宇減少，只要有耐性及有實力者，在期滿後便可得到更豐厚的利潤。至於那些本來欲買來長期居住，若因中途失業或生意失敗而不能再供付分期的人，那又將如何解決？也是完全沒有答案可言。

再者，香港從來是自由市場，其可貴處也是歡迎任何形式的投資者。筆者不明白，外地人士願意高價購買本地豪宅，為什麼不予以鼓勵？讓本港珍貴土地有價，賣得好價錢，不是很好嗎？所謂“一個願打，一個願捱”，只要能將所得用於造福本地人民，如加建公屋和復建居屋，以解決本港市場居住問題，並增加其對本港的歸屬感，那又有何不可？

事事與民意相反，成為社會不安根源，最終動搖金融中心地位

但遺憾的，卻是港府最高當局，一切思維均只顧權力來源，不顧社會全面的、一致的聲音。在這次財政預算案中，除增撥土地，建設中小型單位是正確做法之外，仍然不肯復建居屋。此無他，一方面是“錫住”地產商，另一方面是誤以為是只要地產好景，所有問題（包括稅收及賣地收入）便都可以完全解決。卻不去想想，如果民眾真的承受不了，全面“爆煲”之時，那將會變成怎麼樣子？“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當然，香港不存在動亂，但當這個政府的做法與想法與社會的大多數人的期望事事相反，則不滿情緒日高，公民抗命事件日益頻繁之時，以安定為先決條件的“亞洲國際都會”及“國際金融中心”的形象與盛況是否能夠維持？

不肯派發現金，只是不想被認為學澳門

另一受到各方面批評的是紓解民困的措施，不痛不癢，以及從認識上及邏輯思維上，在在都顯示出這位曾先生實在太有問題。其何以能身居此“財政司司長”的大位，也只能無奈地說聲：“異數！”

司長除了在一些個別環節上小打小鬧地給出一些協助外，對於大眾最熱切期望的，卻作出了完全不切實及無作用的回應（那些小協助，因為數也有不少，而且“有好過冇”，因而姑且不論）。這就是向每個強積金戶口注入六千元，作為其也算做過些事的回應。

他這種做法，其實是“不能不做，但又怕「痛」”的心理及表現。所謂怕“痛”，就是不想“堂堂老大哥”要跟“小老弟澳門”一般做法。

曾俊華口口聲聲不肯退稅的原因，是不想引起通脹；不肯派錢，除了不欲被譏“學澳門”外，還不是那些“不要派糖，寧愿作長期投資，為創造未來的更大的收益”，以及「與其授之以魚，不如教他們怎樣去釣魚以取得魚」的故作有文化、有哲理，但實在是根本不能感應社會艱辛及本性冷血的陳腔濫調的講法而已。

侈談教人釣魚，是虛偽與愚蠢

試想一些年紀老邁或在某些過程上遭逢不幸或基於不同原因而處於貧窮狀態的人，其正在水深火熱當中，你不給他們以魚，而侈談教他們去釣魚，並謂期以更豐厚收獲之於未來，那不是虛偽、愚蠢和冷血又是什麼？

還有，有些人根本沒有強積金戶口（超過年齡或入息不足或半失業狀態），沒有公援，不住在公屋，沒有資格納稅，也沒有繳交差餉，則就政府過去及本財政預算的所謂“紓解民困”措施，對他們根本完全沒有受惠，則有誰比上述這些人更需要獲得援助？有什麼比對他們發出現金以資補救更來得實際、有用及合理？
坐在辦公室內閉門造車，妄言教人釣魚的大人們，對上述這些人的一無所有的不公義的情形，你們有沒有去想過，是否需要作出一些補救的措施？

有人被迫償還已注資戶口的六千元

據知有過這樣的例子，有一位原本有工作及強積金戶口的人，因為年過65歲并且離職，他有鑑於強積金投資表現不佳、行政費用也高，故取回了戶口中的款項，而在他另覓兼職時，卻又因已超過65歲而毋需再在強積金戶口中供款，致使他獲通知政府已注入其強積金戶口以六千元，並已由銀行開出支票寄給他時，使他高興過，但卻只在短暫時間後，便遭強積金管理局通知，謂其沒有資格領取那六千元。並謂銀行之所以寄出了支票，只是該局得到錯誤資料而誤注入戶口，因而勒令該位人士歸還其已領取之款項。該位人士既感到憤怒，亦感到無奈，最後幾經爭取，仍然不獲接納，被迫將款項分期寄回強積金管理局。這可說是一個最不公平及極度不義的例子，因為預算案的做法，使最愈是困難及需要幫助的，卻愈是得不到他們應得的。

避免通貨膨脹的說法犯了邏輯上的謬誤

至於財政司司長所稱不退稅（或不直接派錢）是為了避免刺激通貨膨脹，這更是令人對財爺的常識與邏輯之謬誤感到瞠目結舌。先不要說眾所一詞的都在說注資要在65歲後才能用，這與紓解民困有何關連？這把那些錢凍結在那裡，俗語說“蜑家雞見水”-----見得到，?不到，則市民大眾憤怒之情，可想而知。（雖謂公積金也會用來投資增值，但證諸過去各基金所收費用及投資成績之平平，則市民的六千元有若“見才化水”------徒然養肥那些投資經理。——儘管匯豐銀行宣佈該六千元之部份將不收行政費用。）

事實上，派錢就派錢，省卻什麼手續與運用上的爭拗。由每一個人自己處理他自己的錢，還不是最佳的辦法？這又何需乎勞動財爺去為其打點或由別人去決定？
至於「不想刺激通貨膨脹」的說法更是令人費解，事實上，即使是一般不精通經濟的小市民，也會覺得其無知與邏輯混亂。（實際上確是聽到滿街滿巷的小市民皆不表認同和出言反駁）。因為香港之通脹，無人不知的是出於國際性的糧食與資源價格上升，加上港幣與美元掛?，作為香港主要生活資料來源的中國內地，其人民幣又相對於美元而處於上升狀態，則香港糧食和日用品上升，是受匯率及國際因素所影響，并非由需求上的拉動所引起。

派錢才對窮人真正有幫助

實際上，糧食的需求彈性是所有商品中的最小的一種，一家人原本買開及食開一斤肉的，不會因多了錢而買多一斤肉。若果該家庭原來只買半斤肉的，因多了錢而改為買十二兩，那正正就表示他們過去不夠錢買肉，只能買少一些，現在多了錢而多買一些，那正表示他們是需要得到金錢來略為幫補一下，或讓老人家可以與朋友多喝三兩次茶，肯花錢去多看一兩次醫生，亦讓窮苦家庭的子弟多點他們需用的東西。

據報告指出，代表食物佔可用支出比例的堅尼係數，香港是處於日漸上升情況，不僅顯現香港貧富兩極化嚴重，亦顯現香港低下階層實在是處於極度艱辛的境況。

財神啊財神，閣下年薪數百萬，用不完的錢可以再投資增值、累積財富、享受在職期間的高薪厚祿和退休後的黃金晚年，還可用教育津貼供子女往英國或某些地方升學，亦可在百年歸老後將財產留給子女，但在你決定不按人頭派錢，只向公職金戶注資、侈言讓基金經理為其增值，可以在晚年多些積蓄及並不想刺激通貨膨脹時，你可有想像到那些只有30元買菜，而菜心已漲至十二元一斤的老人家和基層家庭，與及三無、五無的人士？

同時，假如這個邏輯可以成立，則我們就應該取消“自由行”，取消國企、外企來港上市，因為他們都會帶動本港的物價上升，特別是租金上升。

我們要問：這個政府為什麼視覺、聽覺弱成這個樣子？心靈為什麼閉塞得那麼交關？完全沒有感應能力？血液的溫度是那麼的冷，以至所做的、所想的都完全與社會意識相反。她到底患了什麼病？會病成這個樣子？

近年政府所作所為皆與民意相反

事實上，回顧過去數年，特區政府那些措施不是與社會意見相反的？

先從各政策局設立副局長及局長助理說起，一開始，對於設立這些職位是否有其需要就已受到質疑。此外，其薪給之合理與否以及聘任程序，亦受到廣大的抨擊。不過，由於這一設置，是為了某方面覺得要物色一些人進入政治層面，為未來儲材；而事實上，儘管有些被任命者的表現令人失望（這不能怪他們，因其歷練到底有限），但有些卻也真是質素不錯，故筆者不欲多討論這一問題。

交通加價及生果金問題，皆顯示政府缺乏智慧及不恤民情

但對於“慳電膽”一役，經辦人員竟可有如此的疏忽？公用事業年年巨額盈利，卻讓其在通縮時玩弄手法，只作票價的暫時優惠（還要來回車程都乘搭該一路線，兼且超過十五元時才優惠百分之十、十元票價以下“冇交易”）。并且在經濟最不好時成立“可加可減”機制，讓這些交通巨無霸可以在經濟稍好時便馬上加價，還可振振有詞。筆者不明白，那些主管交通的精英，怎會被玩弄到如此地步?以致讓市民大眾慘遭這樣全無天理的魚肉，（還包括將廠房改用途起樓賺大錢，卻將交通部份分離而要求加價），其不義及政府之無能竟有如此者？

近年，當局為鼓勵市民去跨區做工，對入息較低而超過一定日數或工作者，給予每月600元的交通津貼。

這一做法，可有兩個作用：（1）可鼓勵那些只能找到低收入的工種，但要山長水遠、付出龐大交通費用，因而可對找工興緻不大者，改善其就業情況。（2）對於這些低收入人士的經濟，不無小補。基於此，所有人都沒有理由反對的。

但筆者對此卻有不同意見，筆者并非反對發給交通津貼予弱勢跨區工作者，因公帑用於幫助需幫助者，那是合理的。只是它是用之於公共交通上，即是等同為他們去交給九巴或提供長途交通服務的公司。

正本清源，應該研究交通收費是否合理？

我們要問：為什麼要津貼新界西北區的居民？——因為這區的交通費用貴，居民無力負擔。則另一個問題是：這地區或全港整個交通系統的收費是否合理或過高？

事實上，全世界大多數的公共交通，都是虧本或利潤微薄的，但香港的公用事業，都利潤豐厚，而且服務質素及效率均佳。香港很少停電，巴士車輛也雅潔，班次亦令人滿意，其秘訣就是實行專利合約，規定其服務條件，同時有所謂“利潤管制計劃”。即容許其依固定資產有百分之若干的准許利潤，這樣，她就有足夠財力去更新設備，在開股集資、或其股票上市時，因利潤會很好而使投資者願意出錢，因而保證了其服務的水準和質素。所以，香港的公用事業是世界上少有的優秀的典型。

但另一個問題是，這所謂利潤管制的數額，事實上變成了容許其利潤達到這個百分比，若然達不到的，便自動可以加價，（當局審批也根據這個標準）。於是，一些公用公司，往往過份預估需求，大事擴充固定的及營運上的資產，以達到加價及增加利潤的目的（電力公司最喜用這一招式）。

當局沒有管好公用事業，致使其成為利潤無限膨脹的怪獸

所以，問題是主管當局，有沒有嚴格審核其擴展計劃，看看其計劃有無需要，抑只欲借增加資產而遂其加價及增加盈利的目的。

還有就是准許利潤的數額，是否高得太不合理？目前大概是13.5%至15%，但實際上，全世界有什麼行業可對保證達到這麼高的回報水平？事實上，這一回報水平使投資者可以在五年多一點便回本（複式計算）。

此外，龐大地產公司收購了公用事業後，把她的廠地改為龐大地產項目，盈利之豐，難以想像。但這一部份卻另成立公司、發電或巴士部份則單獨計算，什麼燃油加價，又“博懵”地聲聲要加價。試想，九巴在被新鴻基收購之前，每年利潤只有幾千萬元，但現在動輒是十億八億，官塘道一帶成為貴重物業，盈利難以計算，卻口口聲聲謂成本增加，加價之聲不絕於耳。

想起葉澍?對付中電的一役

筆者非常欽敬葉澍?任經濟司時，以強硬態度及巧妙方法與兩電周旋，終而迫使中電大幅降低准許利潤比例。廖秀冬任環境與運輸局長時，卻被陳祖澤玩弄於掌上，她不僅沒有好好監管九巴，為市民爭取合理交通條件，還為其說好話，如此荒謬，固無論矣，現在的鄭汝樺局長，對此，你又做過些什麼？電視所見的，對地產界的欺騙玩弄、烏煙瘴氣，是一籌莫展，樓層數字可以“亂?”，天價尺價可以無一成交，最初煞有介事地說要釐清屋宇面積計法和示範單位的規定，本來，這也只是蔥蒜之類的小節，但地產界一表示異議便又速速改口。怪不得有某報標題謂：「地產商一表不滿，局長便方寸大亂」，真是形容得活靈活現。

說回以九巴由元朗至天后的968線為例，該線一再加價至每程21.40，對住在西北區的打工仔而言，當然是極度沉重的負擔。該線大多數時間是完全爆滿或接近滿座狀態，試想，由清早六時至次日凌晨一時，以每班車平均車程一小時計，其載客量有多少？筆者粗略計算，九巴單是這一條線，每日車資收入便可達十多萬元，一年可達五千萬元以上。實際上，這條線不單不應加價，而是應該減價，若用這條線去拉平其他不那麼賺錢的線，那更是損元朗低收入之居民，以補其他較富裕之乘客。

用公帑養肥暴利的公共交通公司

因此，若政府發交通津貼給這些元朗居民，實在是用全港市民的公帑，去養肥這些公用事業。據謂：在預算中共要支出45億元，（擴大至各區後）、即是幾間公司共同瓜分了屬於你與我的公帑。所以這個跨區津貼，表面上是幫助居民，實際上卻是讓這些公司繼續其不合理的利潤。故正本清源的做法是將公司的准許利潤降低，以符公義！

還有，在公布的跨區津貼計劃時，有所謂家庭成員的合併計算，於是產生了一些家庭，在合計下，超出了規定而變成不合資格，勞工及福利局長又口口聲聲說不會將兩人家庭分開來計算，（理由只因會增加行政費用，很困難、很困難……）。

又是那一句。筆者要問，張建宗這個人又怎會做到局長這個位?真是又是“異數……”。

試想，任何人都會知道，新增加的辦法是絕不應影響既有的利益的，這是常識問題，以及心態問題。大家樂老闆陳先生，因增加員工時薪，取消了吃飯時間，以致有小部份員工因加得減，儘管其所減的只是很少，但因是原則問題，因而被全城所責難。其後，他也從善如流，改正過來，並表示是一時疏忽，“Sorry……”！

單身可獲津貼，合計便超過規定，如斯局長，如斯政策，低B低B……。

則這張建宗身為局長，高薪厚祿，竟然連這些基本的起碼的做法也不懂，還要堅持下去，不單是刻意難為這些最需要幫助的弱勢社群，更嚴重的是陷政府於不義，單以這一點，他就應該引咎辭職——因能力、識見及做這個職位最需要的仁心也成問題。

但很可惜，香港的所謂“問責制”，只是得啖笑，黃毓民曾說過：「有人鞠躬而不下台，有人下台而不鞠躬，有人既不鞠躬又不下台」，眼之所見，沙士時之楊永強，若不是國家領導人探訪牛頭角沙士苦主時，被苦主在電視畫面上大罵楊“厚顏無恥”，相信他也不會決定辭職（但沒有鞠躬）。

故在香港歷史上，只有王?鳴一人，因短椿問題而辭去房委會主席一職。其實大家都知道，在香港制度上的所謂某某委會的主席與主管人員的實權情況，她不知其事而只是道義上應負責，可她卻決定辭職以謝天下，純粹是她“耳仔軟”，亦因此而更見其彌足珍貴和她的值得敬重。

至於其他如生?金於年前由每月750元增至1,000元時，雖然在社會上已是共識及一致呼聲，但當局卻負隅頑抗，最後雖在群情洶湧下，請酒唔飲飲罰酒。但在被迫接受時，仍然聲言其不贊成增加是正確的。

由生老病到死，政府皆欲卸責

至於擴大堆填區問題引起政府與立法會間之僵持，最後被迫撤回。骨灰龕之「冇皇管」情形下，突然叫停，在“米已成炊”之下，不少市民付出了驚人費用時，才聲稱其為不合法及不符規定，而政府卻又從來沒有負起過責任，提供足夠骨灰龕位。實在的，生、老、病、死這些是每個人——每個老百姓（學國內的叫法）的基本的需求，這個政府卻都沒有負起責任。她口口聲聲以“小政府”來卸責，雖非無恥，卻起碼是厚顏！

至於醫療系統方面，本來，香港的公共房屋、醫療和教育，是香港最值得驕傲的兩樣半，（教育只能算半樣），房屋政策因不肯復建居屋及當政者欠缺眼光，判斷奇差及讓地產霸權無限量及不義地坐大，致市民大眾“居住難”而有點蒙羞外，最後及最好的醫療系統，卻又因當局正努力要將包袱丟掉而開始形勢轉急，當局企圖以保險方式作為融資，這將會重蹈美國的覆轍，讓藥廠、醫院及保險公司這三座大山，互相拉扯之下，讓費用螺旋形地上升。受損害的，當然就是市民大眾。

學齡人數下降，正是改善教育質素的有利時機

對於近年適齡學生人數減少，政府又假藉不浪用納稅人公帑以維持超額教師飯碗的假?論，意圖殺校。向社會誤導謂收不夠三班中一，會使高中課程不夠多元化，假此似是而非的說法之名，將招不夠三班的學校意圖以行政手段使其“完成歷史任務”，卻不懂得趁著學童人數階段性的減少的良機，以略減班人數及大幅減低教師節數，（香港教師每周授課節數，較諸內地、台灣及鄰近地區多一倍以上），以增加教師進修機會及加強對學生的輔導，從而提升本港教育的質素。相反地，當局只圖迫令一些收不夠學校三班中一學生的學校停辦，（由於這種情形的學校太多，若貿然按既定方式進行，才鼓勵各區學校自動由每級五班改為四班，以圖暫時緩衝一兩年。但若當局沒有誠意真正改善本港教育，減少教師不合理的教節負擔，則在社會變化迅速、學生及學校生態變化，需要教師更多地對學生作個別接觸與輔導之下，香港的教育實在是難以有較大的改善的。

另一項教育上的重大問題，就是當局始終不肯將幼稚園納入其需要正式資助的範圍。當局始終將其視為“學前教育”。但實際上，由於社會的發展，幼稚園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教育階段，而這階段因應其成長的情況，所有規劃及教師都必須要具備專業的訓練，其待遇也應獲得改善。故為了下一代及未來香港的發展，政府當局已到了不能不負起責任的時候。但很遺憾的，當局迄今仍未能就此而明確表示將負起其應付的責任。

申亞失敗，是各黨及社會對政府的不信任票

最後講講這次申辦亞運的問題，儘管有某政黨一直以一些理由而表示不支持申辦亞運，但實際上她卻是一直在觀望，並希望在最後條件適切時表態以完成護航的先天性責任。可在最後計算，發覺即使全黨幾票全投贊成票，也不會夠票數通過。為了不想在行將舉行的選舉中失分，因而最終全數投下反對票，使結果以14票對40票而遭大比數的否決。

是役政府可謂輸得“很難睇”。

其實，香港絕大多數人，包括各政黨及各界人士，都希望提升本港體育氣氛，申辦亞運本來是好事，但何以會全港大部份人都反對？（除了政府、護航人士和體育界中、特別是一些運動員以外），原因是香港過去實在沒有太大的體育氣氛，亦欠缺全民及整體性的體育意識。雖然香港曾辦馬術比賽和東北亞運大會，但那只是局部的，其規模難與亞運相比。至於辦東北亞運時，其情況如何，大家都心中有數。

欲借舉辦亞運來拉動體育氣氛是倒果為因

除了場館不足外，由學校以至社會的體育氣氛均不熱烈與成熟，有些學校某些年級，甚至沒有體課，若意欲借舉辦亞運來刺激人們投入體育運動，那是倒果為因。

體育是全民的健體活動，也是提升精神質素的活動，而不僅僅是培養幾個奪標的人，更不是借助一些鄰近地區已有成就及水準的運動員來支撐場面。

再者，社會上及有投票權的人，不滿意當局及一些人，為申辦而申辦，全無預算和規劃，只為應付?論和質疑，一再變動其宣示的預算，其不成熟與“亂籠”的情況，都難予人以信心。再加上有關方面疑似企圖利用一些運動員的感性言詞，選擇地及正確度備受質疑的情況下推出一些所謂“民意調查”結果、以及急就章地利用跌倒、起身、再戰的單車手的表現去加強申亞的招數，這些都是難以令人接受和效果只會適得其反的。

幾百億辦亞運，香港其實負擔得起，投下反對票另有原因

本來，不要說辦亞運花費一百幾十億，即使幾百億，香港也負擔得起，（何況現時盈餘大把，水浸政府?再加上分十年，每年也才不過幾十億元），只是社會大眾覺得這個政府大亂，太過當全港巿民是白痴。她完全不能感應民意，過去每次決策，都是與民意相反。再加上京奧及廣州亞運珠玉在前，香港接了波，怎樣去組織？國內雖然可以做後盾，開幕、閉幕的驚世之作，雖然冇問題，但世界紛紛、保安如何處理？香港僅有的警察，難道唔去捉賊？屆時是否會大量增加警員編製？抑或請某些地區的安全人員來幫忙？（當然不可能！）思前想後，各人投票時就加多幾錢理性，削減幾錢感性與浪漫情懷。

思前想後，他們就以其手上的選票，表達對這次申亞的不認同。

說實在的，是他們乘機對近年政府歷次的表現，投下了“不信任票”。